清晨，乘坐伦敦地铁去远处上班的人还靠在座位上打盹，34岁的英国人基思·弗莱特就已经在工作了。这位电脑专家不管地铁车厢里的空气有多混浊，噪音有多大，仍只顾自己专心地翻阅伦敦当天的各大报纸，看看是否又有哪个记者在报道中没有“联系历史”来看问题，以便给他写信指出。 　　弗莱特是位业余历史学家。多年来他已养成了给报社写读者来信的习惯。每天上班途中看报挑毛病，一到达工作地点就立即动手给报纸写信。他写信涉及的问题很广，有时就南斯拉夫的动乱，有时就英国工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有时就苏联的局势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论哪一天，《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或《卫报》等伦敦主要报纸的读者来信编辑室，都会收到“每天必有的弗莱特来信”。 　　在英国，像弗莱特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报纸读者，也是“地球上最勤奋、最独特的读者来信作者”。伦敦那些严肃的报纸每天收到约400封读者来信。在《泰晤士报》处理读者来信达10年之久的利昂·皮尔佩尔先生，对他的同胞热心写读者来信是这么解释的：“法国人爱在酒馆里高谈阔论，而英国人则喜欢给报纸写信表明看法。” 　　《泰晤士报》被认为是“读者议会”的发源地，早在1785年创刊时，它就刊登了“来自人民的声音”。“读者议会”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甚至连维多利亚女王也在1846年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她在信中驳斥了人们对她的如下指责，即说她在丈夫艾伯特逝世后3年还沉浸在悲伤之中，影响了公务。 　　不少人写读者来信是为了探讨一些比较严肃的政治或社会问题，但也有一些人纯粹是为了逗乐。例如，有位名叫伊恩·格雷厄姆·奥莱巴的牧师写信给《泰晤士报》，问人们他新买的一匹马应当取什么名字。可笑的是，《泰晤士报》居然发表了这位牧师的信，结果牧师收到了350条建议。 　　其实《泰晤士报》也有它的算盘，通过刊登某些读者来信，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最近，该报又发明了一种新招：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读者来信影印出来，贴在伦敦的地铁车厢里，以此作为招徕读者的广告，或表明该报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态度。例如，该报最近贴出的一封读者来信问道：“先生，既然香烟会杀人，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列在生活费用之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