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彭总在囹圄中，而我，则是他的“看守”之一。 　　1970年7月21日，星期二，下午。部队在进行“擒敌技术”训练。我正忙于整理近年间学习历史的心得笔记。 　　“六班长，提审去。”排长风风火火闯进屋来。我有点愣了。按惯例，提审都是上午的事儿。 　　“几号？” 　　“一号。” 　　一号是彭总房间的编号，我们都是按房间编号称谓的。 　　推开了一号房门，彭总木然站着，那眼神，似乎说：什么事？ 　　“到专案组。” 　　他“唔”了声，大步走出了房间。 　　“提审”的地点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军营里。两个专案人员在哪儿候着，他们是“三办”的，即审查委员会第三办公室，是康生负责的。 　　“提审”的时间有时相当长。这次倒是例外，约抽一根香烟的时间，门就开了。彭总大步走出来，边走边说：“要写的我都写了，既是组织的决定，我服从好了。” 　　一个瘦高个说：“着重写入党前后的历任职务。” 　　一个胖大个说：“从八岁写起，不写不行。” 　　“罗嗦。”彭总回答。 　　“老顽固！”胖大个回了一句。 　　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自述”的写作。 　　二 　　一次，是睡觉的时间了。哨兵通知他：“睡觉啦。”在这儿用：“熄灯”这个词儿是不准确的。因为，灯光彻夜通明，绝不会熄的。偶尔线路出了毛病，还要用蜡烛替代。 　　他伏在桌前，专注地写着，似乎没有听到。 　　消兵拍了拍门板，再次提醒他：“睡觉啦。” 　　“报告！”他站起来说：“我想请个假。” 　　我刚好转到一号哨位，便推开了他的房门。 　　“我想请个假。”他说，“我需要多坐一会儿。灯是不会熄的，我不睡觉也不会造成浪费。” 　　我说：“现在是休息时间。明天写也可以嘛。” 　　他说：“我的记忆力不行了。几十年的事情，公历、农历、民国年号，搞得我糊里糊涂，我躺下也睡不着的。我不会违犯纪律，任何情况下也不想违犯纪律，我只想请一个假。” 　　我觉得这事儿小得可怜，批准他也犯不了啥错误，就答应了。 　　几天以后，我带着他在室外活动。他刚刚活动了十分钟便停下了，对我说：“近一段，我的活动时间可以减少一些。” 　　“为什么？” 　　“从内心讲，这份材料我是不乐意写的。因为，我已写了多次。他们说是组织上要我写的。我是个党员，要服从组织，既要写，就要写好，尽量少出差错” 　　我说：“他们又没规定时间，早晚写出都行，有什么关系？多活动一些，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他说：“我的身体很结实，再活十年八年没问题。等问题弄清了，我还要为党工作，时间只有那么一点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 　　在写自传的过程中，他曾经哭过一次。 　　那天，他坐在桌子前，掂着笔，仰着脸，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往下落，心情似乎很沉重。片刻，他站起来，在室内活动，他不习惯踱步，而喜爱做体操。 　　晚上，我和排长谈起这事。排长说：“这有啥奇怪，南征北战几十年，打了江山坐软监。能不动心？”我并不完全同意排长的看法儿。可他为什么会哭呢？ 　　没多久，他的材料写完了，正好是我的带班时间。 　　我走进他的房间，他把材料交给我，说：“有一张纸写废了，我能否毁掉？” 　　我说：“送上去，让他们毁掉更合适。” 　　从哨所到连部去的路上，我胡乱翻着看了一些，是井冈山突围和百团大战几个片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张写废了的纸上，用洒脱的笔墨写下的几行字： 　　事久自然明！！！ 　　真理之光照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 　　真理之光照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这时，我再次揣测他流泪的原因，对排长的说法儿，我似乎有点信服了。 　　那知，我们误解了他。读完了“自述”后，我才明白，他是忆起辛酸的童年，才落泪的——“每一回忆至此，我就落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