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p36.BMP> 　　考进自己向往的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我心情非常舒畅，同时也觉得，以往的一帆风顺，会给自己今后的学习带来顺利。但是，当来到指导教师洼田忠彦教授身边时，我立即感受到攀登数学高峰并不是想象中那样轻而易举。洼田教授是著名的几何学家，训练我很严格，甚至有些严厉，我不得不产生一种畏惧心理。 　　有一次，遇到一道几何难题解不出来，我便去向洼田教授求教。教授看了看我，只冷冷地说：“请你去看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作品，然后再来找我。”我马上到学校图书馆查书。当我查到该书翻阅起来时，不禁连声叫苦：这是一套德文原版书，有厚厚的三大本，近2000页。当时，我还只懂日文、英文、法文，对德文一窍不通，心里不由抱怨起来：教授太狠心，不给具体指点，这么厚的书要啃到何年何月？抱怨归抱怨，毕竟是教授叫读的，也只好听从。 　　我一面抓紧时间学德文，一面边学边啃原著。一个学期下来，我硬是啃完了这套书。到这个时候，我才去见洼田教授。教授一见我便问，那道题的答案找到没有？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诚挚的感谢。因为这套书不但解决了我的疑难问题，而且使我的解析几何知识系统化，掌握了终生有用的基础知识。 　　在钻研数学的过程中，我发现意大利的几何学是世界闻名的，而自己不懂意大利文，给学习意大利名著带来很大困难。思考再三，我下决心学意大利语，以便将来能更有效地研究几何学。 　　我有过向房东老大娘学日语的经历，这次学意大利语又想用这种办法。然而这次选择的对象不是老大娘，而是一位意大利的神父。 　　东北帝国大学附近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星期五做弥撒时，总能见到神父。他是位意大利人，已年近花甲，头发完全白了。受罗马梵蒂冈派遣，他远渡重洋，到日本来传教，已有二十多年时间了。我并不信教，但是苦于找不到意大利语的老师，也只能从当教徒入手，以便接近神父，获得学意大利语的机会。我特意买了一套做弥撒穿的白外套，做了几次弥撒。据说神父年迈想收新教徒接班，正在物色对象，而我一心想接近神父，寻求意大利语老师。几次接触之后，我们之间日渐熟悉，终于有一天我向神父提出请他教我意大利语的请求。神父出于自己的目的，竟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告诉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去。 　　从此，我每天晚上都到神父家上课，风雨无阻。神父误认为找到了一个新“教徒”。为了让我早日学会意大利语接班，所以教得特别卖力。而我则想多掌握一门外语，可以多看懂一个国家的数学名著，真是同“桌”异梦，各有所求。 　　三个月后，我已经能够轻松地阅读意大利的原版数学论著。预期的目的达到了，而我又不想为学意大利语占用更多宝贵的时间，便带了一笔学费向神父告辞。神父惊愕地问我为什么不想当神父，我这才道出本意。我说我不想研究教义，只想探索数学。您教会了我意大利语，我会终身记住您，感谢您。神父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辞行，有点懊悔，但仍尽力地做了些宣传教育工作，并声称只有宗教才能拯救人类。我也据理力争，宣传我的观点，说只有科学才能造福于人类。神父看出难于挽救的局面，只好找一句话来安慰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你把数学当做自己的宗教。孩子，你去努力吧！”神父不收我带去的一文钱，把我送出了家门。 　　神父教会了我意大利语，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有了这个外语工具，在大学期间，我和意大利的几位著名数学大师有了通信交往，及时得到了他们的指点和具体帮助。我可以用意大利语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以至于后来能写出意大利文的数学论文，在意大利的著名杂志上发表。所有这些，我怎能不感激神父认真而严肃的意大利语教育呢？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意识到外文的重要性，并寻找各种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掌握外语。在掌握前五门外语的基础上，我又自学了西班牙文。到了五十多岁，因教学、科研的需要，我又学会了比较难掌握的俄文。这样，我一共掌握七门外语，其中，日语、英语、法语能精通，其它几门则能阅读数学专著。60年代我有机会出访欧洲几国，我既是团长、秘书，还兼任翻译，可见学好外语真是好处不少啊！特别是处于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应该学好外语。由于外文得心应手，学习国外数学的新作也就不太困难了。书读多了，启发也大，为我早期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读大学三年级时，我写出了第一篇数学论文——《关于费开特的一个定理的注记》（又名《关于一个定理的扩充》）。由于有一些新的见解，论证也比较严密，几位著名的学者都加以赞赏。导师将这篇论文推荐给日本学士院主办的学术刊物发表。据说，当时学生的论文发表在学士院学报上的几乎没有，况且作者又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故在学校引起很大轰动。日本一家报纸为此还专门发了一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