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正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刚看过的一部电影，津津有味地描述着每一个细节。为了加强语气，他用了三千个“你知道吗?”。我的牙齿都打瞌睡了。 　　从家里坐着计程车去机场，我的耳朵又遭了殃。那位司机嘀嘀咕咕讲着什么他用钱供儿子念大学啦，还差一年就毕业啦，儿子写信回来，却在附言上说：“我结婚了，她叫戴安娜。”他问我：“你对这怎么看?”才说完，又赶紧自问自答起来。 　　飞机起飞前有美妙的三十分钟——一段让我和我的思绪独处的时间，可以让我打开书，让我的思想漫游，邻座却传来一位老太太的声音：“我敢说芝加哥现在一定很冷。” 　　“大概是吧。”我漫声答道，面孔板得跟石头似的。 　　“我差不多三年没去过芝加哥了，”她勇往直前，“我儿子住在那儿。” 　　“很好。”我说着，目光仍粘在书的铅字上。 　　“我丈夫的遗体就在这飞机上。我们结婚都有五十三年了。你知道，我不开车。他去世时是一位修女开车把我从医院送出来的。我们甚至还不是教徒呢。葬礼的主持把我送到机场。” 　　我有生以来从未像此刻这么讨厌自己。另一个人正在渴求别人倾听她的诉说。她孤注一掷地求助于一个冷冰冰的陌生人，而这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小说而不是她真实生活里的戏剧。 　　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听众……不要忠告、教诲、金钱、帮助、评价，甚至不需要同情……仅仅是乞求对方花上一两分钟来听她讲话。 　　这看起来是那么矛盾：在一个拥有发达的通讯设备的社会里，人们却苦于无法交流，无法找到一个听众。 　　她木木地、缓缓地讲着，直到我们上了飞机。她在机舱另一边找到了她的座位。我把大衣挂起来的时候，又听见她哀哀的音调，对着她的邻座说：“我敢说芝加哥现在一定很冷。” 　　我祈祷：“上帝，但愿有人听她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