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p25.BMP> 　　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原因如下： 　　每天早上起来，我不用对着墙壁鞠躬说：“早啊，您哪!” 　　刷好牙洗完脸，我也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梳一梳，但是不用担心有人教训我爱虚荣。 　　锁好门，走到弄堂口，在小摊上买一个蛋饼、一袋牛奶，我想吃得至少比公社大食堂好吧。然后，我就站在摊子旁边，会有小中巴过来，售票员的态度永远都很好。 　　上班之后，该干什么干什么。 　　很快就到了下班的时间，我可以直接回家，也可以跟狐朋狗友们去吃饭，没有人会拉我去排练《林海雪原》或者《白毛女》。 　　回到家，也不用看邻居们的脸色，我简直就没有什么邻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躺着也行，站着也可以。睡着了，也不用害怕自己的梦话会被人记录下来。 　　一天24小时，没有人打着“人类”的旗帜来烦我。 　　多少年来，我们都蒙着眼睛，摸着一头大象，揣测着它的形状，互相争吵着，而且一不小心，就像一只蚂蚁被它踩得稀烂。这头大象的名字就叫“人类”。 　　福柯说：人（类）死了。这是跟在尼采的“上帝死了”后面说的。上帝死了，这句话也不是尼采最先说的，司汤达就说过一句俏皮话：“上帝的惟一优点就是他不存在。”但是从文艺复兴算起，上帝死了之后，活过来的其实并不是我们，而是人“类”。只要想一想“文革”，就不难理解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把他干掉，把他也干掉……这个语气至今不绝。在我们的战争片里，每当出现敌军尸横遍野的场面时，总会响起激昂雄壮、喜形于色的音乐，因为死掉的不是一个个的人，而是敌军，是我们人类的敌人。 　　和这个有点相似的要算法国大革命。尽管它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仍然享受着很高的待遇，然而，从贡斯当、托克维尔开始，一些明理的法国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那只是一个“宏伟叙事”，用王小波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是一个“wrong story”。原因很简单，死的人太多了，而且都是自己人，这些人死的时候肯定很痛苦，很不舒服；至于那些没死的，互相监视着，提防着，也很痛苦，很不舒服。 　　于是，福柯们跳出来说：“人死了!”人死了，并不是说我们全死了，更不是说人类堕落了。人死了，我们这些个体就“一个个”地活过来了。 　　尽管我仍然是人类的一分子，但是我不再只是人类的一分子了。虽然我还是像一只蚂蚁一样渺小，但是大象死了，或者说，那头最大最虚幻的大象死了。我们再也不用蒙着眼睛去摸它，它也不会来踩我们。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妄图卸脱责任的反历史主义者、一个妄图脱离集体的自由分子。没有薪水，我肯定不干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小人。薪水并不是全部，但是没有了它我会饿死；同样，作为个体的存在并不是我的全部生活，但是没有了它我肯定会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