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笑话是这样的：法官问一个犯了重婚罪的被告，结两次婚的后果是什么?那个人非常后悔地回答，他要对付的是两个丈母娘。 　　我们撇开其中一切可笑的因素不谈，这个笑话倒是表明，一个人哪怕是面对法律，他也可以不按惯例回答问题，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体会最深也最真实的状况。 　　罗伯特·高尔格姆在一篇题为《爱情故事》的短文中，讲了个法国演员查尔斯和他妻子帕特里夏的伤感故事。他们相伴44年后，帕特里夏患了肝癌去世了。两天之后查尔斯也随她而去。高尔格姆写道，“我被打动了又被安抚了。感动着我的，是在那好莱坞的假模假式的爱情生活背后，真有这爱的深沉。” 　　耐人寻味的还不是这番人皆有之的喟叹，紧接着高尔格姆说：“不知道我碰上这种事儿会怎么样。但愿千万别叫我碰上。” 　　赞美归赞美，怕死还是照样的死。美国人的天真和坦率又有了一个生动的例证。你无需在那里洒许多泪，说许多自惭形秽的话。自己的状况才是根本的，你不能假借别人的事来装点自己，升华自己。 　　达达派的创始人杜尚在小便盆上签了名送到展览馆中去的时候，他是以反艺术的姿态这样做的。许多年后他回忆说，这根本不是艺术，但别人却把这些东西看作是艺术。 　　所以，“自己的状况”常会身不由己，陷入别人的状况之中，然后被解释成普遍的事物，甚至将错就错地成为历史经典。 　　尽管情况各不相同，上述的三种事例却有一个相似点：当事人都知道自己的真实状况，并能真实地面对它，然后以不同方式真实地陈述出来。 　　兜了几个圈子，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周围总能发现一些佯作面对现实的状况而自己的状况却令人起疑的人士，他们讲的东西又深奥又离题万里。我们平常看不清他们的“日常状况”，而他们又很关心人类的日常状况——他们一会儿诅咒人类的堕落，一会儿又歌颂人类的朴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