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可以教会我们在人的感情与公务发生冲突时，如何做得四平八稳，八面玲珑。 　　作为一名急诊室护士，我几乎每天都看到病人死去；为了对付这些场面，我学会了给自己戴上那件被我称作“感情蒙眼布”的东西。我的职业特性使我变得冷酷无情，对我所看到或感觉到的痛苦无动于衷。 　　直到有一天，一辆救护车把比尔送到了我们这里来，我的态度才开始改变。 　　比尔是一位已开始秃顶，大约60多岁的男性病人，正患心肌梗塞，胸痛剧烈；他的皮肤苍白、发凉，脸上充满恐惧表现，这都说明他的病情非常严重。 　　当时我注意到有人正把一位妇女和两个年轻人领到等候室去，无疑，他们是比尔的妻子和儿子；但我并没有时间去考虑他们，面前这位危重病人需要我们照顾。我和一位医生及另一位护士开始采取一切我们所知道的必要措施来努力抢救比尔。 　　我们把监护器连接到比尔身上，开始让他吸氧，并给他滴注硝酸甘油。 　　“给我止止痛吧，可以吗?”比尔恳求道。 　　我们又给他通过静脉注射吗啡，但看来这并没起作用，比尔的病情迅速恶化。 　　“我快要死了!”他反复地说。 　　他这个预言使我忧虑万分，常常有这样的事：患者自己比我们更早地知道他已临近死亡。我也深知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对比尔都毫无帮助。 　　比尔突然睁开双眼说道：“海伦，我爱你，再见。”他随即进入了昏迷状态。监护器上显示出心室纤维性颤动。 　　我们用尽了制定好的一切措施也没有能够把比尔救活。我和另一位护士站在病床两侧绝望地互相对视着。比尔临终时所说的话是要对他妻子说的，但是她当时留在等候室里，听不到他说的话。 　　以后，当我有时间回想起这件事情时，我认识到自己实在对不起这位病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救活，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让他所爱的人陪伴着他。比尔临终时，围绕着他的只有陌生人，而他那心碎了的妻子和儿子们却不得不在他死后才向他告别。太晚了！ 　　我开始考虑：我们的病人所爱的人们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坚强；也许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和病人分隔开。我下了决心再也不要让病人在见不到他们所爱的人的情况下死去。 　　但这个决心不久又被我置于脑后，直到拉尔夫和他的妻子走进我们的急诊室那天，我才又想起它。 　　那是个星期天，危重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我们忙忙碌碌地工作了整整一上午以后，正要坐下来休息片刻，希望能吃上一顿不受干扰的午饭，而且下午的工作会轻松些。可就在这时候，拉尔夫进来了，他脸色苍白，神色恐慌，大汗淋漓。 　　“我想我的溃疡病又发作了。”他一边喘息着一边说。 　　这并不是什么溃疡病发作。 　　我们把他安置在心脏病病床上，又迅速开始了工作。我们给他插入静脉导管，又让他吸氧。心电图监测记录显示出大块心肌梗塞。 　　10分钟后，拉尔夫说他自己觉得好些了。但不久他又觉着痛；因为疼痛的折磨，他的脸部表情变得非常难看。正当我们忙着抢救他的时候，他却要求见见他的妻子： 　　“菲菲和我刚结婚不久，我真希望她能在我身边。” 　　我看到他眼光中流露出的恐惧神色，我又想起了比尔。我立即去找到拉尔夫的妻子，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菲菲晕倒了怎么办?拉尔夫就在他妻子面前死去怎么办?如果我们要对拉尔夫进行复苏术，那么怎样才能把菲菲拉开，以免她妨碍我们工作? 　　我向菲菲简单地讲述了拉尔夫的病情后，她要求稍等一会以镇定一下自己，随即便跟我走到她丈夫身边。 　　“谢谢您，谢谢您让她到我这里来。”拉尔夫紧紧地拉住他妻子的手对我说。 　　有位护士反对我这样做，但她很快又抑制住自己。由于有菲菲陪伴着，拉尔夫的病情明显地得到缓解。虽然他仍未脱离危险，但是他不再精神紧张，他那忧虑不安的心情也似乎减轻了许多。 　　就在这一天不久以后，拉尔夫度过了病情最危急的时刻，被转到冠心病监护病房去继续治疗。这时候我又有了机会来思考我所做过的事。由于满足了拉尔夫的要求，也许我多少违反了一些规章制度，但我相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对拉尔夫来说，他妻子在场就是最有效的药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会是孤零零一人。 　　当拉尔夫的心肌梗塞痊愈后，我更进一步确信我做对了。在他出院那天，我到冠心病监护病房去和他告别，看到他和菲菲两人都笑容满面。 　　“她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她，我真不知道如何熬过这场大难。”拉尔夫对我这样说着，他的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菲菲。 　　当我目送他俩走进电梯时，我默默地感谢比尔，因为是他把我的蒙眼布摘掉了；也因为是他帮助我更清楚地看到我对我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所欠下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