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墨西哥州的沙漠里爆炸。40秒钟后，爆炸的震波到达基地的帐篷，科学家们都站在那里，震惊地思索着。最先发出欢呼声的，是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恩里克·费米。 　　在爆炸之前，费米就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再撕成碎片。当他感到第一阵震波时，便把碎片举过头顶，然后松开手。碎纸片纷纷扬扬地落在他身后大约2.5码（约2.2米）处。经过一阵心算，费米宣布，这颗原子弹的能量相当于1万吨TNT炸药。复杂的仪器经过几个星期对震波的速度和压力的分析之后，证实了费米即时的计算正确无误。 　　研制原子弹的小组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们并不吃惊。费米的天才在整个科学界是众所周知的。1938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4年之后，他制造出第一座自续型核链反应堆，宣告了核时代的到来。费米于1954年逝世，自那时迄今，没有一位物理学家能像他一样集实验家和杰出的理论家于一身。 　　正像所有的大师一样，费米自有其独特的风格。他宁愿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而不愿听文雅委婉的冗辞。他擅长把困难的问题分解成可以处理的小问题，这种才能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 　　假如你想不查找资料就能说出地球的周长。大家知道纽约与洛杉矶之间的距离大约是3,000英里，两地的时差是3个小时，也就是1天的八分之一。地球自转一圈是1天，所以它的周长肯定是3,000英里的8倍,也就是24,000英里。这个答案与真正的数字24,902.45英里相近，误差不到4％。 　　芝加哥市有多少位钢琴调音师？费米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这个古怪的问题。得出答案的一种方法是：芝加哥有300万人口，如果每个家庭平均有4口人，三分之一的家庭有钢琴，那么该市共有25万架钢琴。每架钢琴过5年必须调一次音，每年就有5万架钢琴需要调音。如果每位调音师每天能调4架钢琴，每年工作250天，1年里总共给1,000架钢琴调音。那么，芝加哥市应该有50位调音师。这个答案不精确。实际上可能低到只有25位调音师，也可能高到有100位。然而，用电话号码簿加以验证，调音师的人数正好是那么多。 　　费米的意图是想说明，我们可以提出假设，然后估算出相当近似的答案。它的原理是，在任何一组计算里，错误往往会相互抵消。例如，有人会假设不是每3个，而是每6个家庭有1架钢琴，他同样也可能假设每架钢琴每2年半而不是5年必须调一次音。由于错误的估计往往相互补偿，其计算结果将趋向于正确的数字。 　　原子弹和调音师的问题很不普遍，但两个问题的解答方法是相同的，而且可以运用于更现实的问题，不论这问题是关于烹饪、汽车修理还是人际关系的。胆小的人常常总是向权威——参考书啦、上司啦、顾问啦、医生啦——求教，有独立意志的人则在人人具备的常识和事实里探究，做出合理的假设，自己得出相近的答案。 　　你想买下那座住宅，把房前的草坪割一遍需要多少时间？如果你用步子丈量一下，每一步跨度5英尺，就会知道草坪的面积是100乘以150英尺。车库里的割草机看上去和你家的相同——不到2英尺宽。那么，打出行与行边缘重叠的部分，假定每割一行宽度为1英尺吧。150英尺宽的草坪要割150行，每行的长度是100英尺，总长度就是15,000英尺。1英里大约是5,000英尺，割草机就要走3英里。人推着割草机，每小时大约能走2.5英里，那么割一次草坪需要1个半小时。这只是个粗略的估算，但是如果你决定雇用一位割人的话，它就和工资的支票一样有用了。 　　你要人送来一客皮扎饼作晚餐，放下电话之后，你才发现身边没有现金。床头小桌上那个盛着硬币的罐子里，有足够的钱吗？你瞧了瞧罐子，大多数是1分硬币。你算了算，大约要10个硬币才能铺满罐底。如果罐子高4英寸，一枚硬币的厚度是十六分之一英寸，那么需要64层的10个硬币才能装满罐子，那就是640个硬币，也就是6.4美元。不过，你又看出至少有十分之一的硬币是1角银币，那么64个银币又是6.4美元，而总数里只要减去64美分。显然，你至少有12美元，也可能多到20美元呢，付一客皮扎饼足够了。 　　总而言之，独立地发现或者发明，总会得到报偿，这就是费米处理日常问题的方法其价值所在。至于这个发现是否像确定一颗原子弹的能量一样重要，或者像计算罐子里的硬币一样有趣，都无关紧要。如果去查找资料或者让别人来发现，你就被剥夺了伴随着创造而来的乐趣和自豪，也被剥夺了增强自信心的经验。因此，按照费米那样去解决个人的难题，有可能变成你的习惯，使你的生活丰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