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玛格丽顿车站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上火车，用膝头把一只巨型褐色皮行李箱推上很高的梯级。她穿着棕色灯芯绒裤子，鲜绿色衬衣的袖子卷了起来。黑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深色的皮肤，年纪很轻，充满神秘感。 　　她把重负举起放在头上的行李架上，然后坐在和我隔着通道的另一边的座位上，汗流浃背，但神态安闲。银色的空调火车开动了，继续其横贯瑞士往西行的5小时旅程。 　　尔卑斯山上融化的冰水，沿着小河汨汨流下；五月已经到来，田野尽是耀目的罂粟花。我最初想打盹，后来尝试跟旁边的人交谈，但都不成功。终于，我又注意到她。她拿着一束野花放在膝上，显然在想着送花的人。我走过通道那边，与她相对而坐。 　　“这是什么花？”我用德语问道。她对我的问题唯一的回答是微微一笑。呀，我想，不是德国人。那一定是意大利人了。 　　我挨向前，小心翼翼地用意大利话问了一个有关那些鲜花的问题。她仍然不回答。我忽然想到她可能是个哑巴，但立刻抹去脑中这一闪而过的念头，既然这是瑞士，我最后可以一试的便是法语了。回答跟刚才一样，仍然是蒙娜丽莎式的微笑。 　　我把身子向后一靠，以浅笑回报，尝试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脸孔——不过，看了那一身打扮：起皱的渔夫帽，红色长袖汗衫，芥末色条子长裤，以及皮运动鞋，此举注定失败。正当我预备认输放弃时，蒙娜丽莎说话了。“你懂西班牙语吗？”她问。为什么我竟没有想到！她是西班牙人。 　　偶尔，我会把那个春日偶遇的细节娓娓向他人道来，并随意更改事实，把那个少女说得更痴情，而我自己却更潇洒或更冷傲。有时我还说少女厚着脸皮追求我。 　　我太太特别喜欢我这样的添枝加叶。不过她觉得故事的某些更改令她吃惊。她坚持说她在火车上并不痴情，我也不是冷傲或潇洒。而且，虽然那天我穿得那么不像样，她第二年就离开瑞士跟我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