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有好些装在信封里的译稿和回执。那全是我在收到某某编辑部的退稿信时，不死心才拆开的。但至今我还珍藏着一封死信，不敢也不舍得拆开。它既是鞭策也希望。 　　那是89年9月的事。我当时返校后准备将课余译成的《在逃杀手》投寄《读者文摘》编辑部。那天上午，我满怀希望地将刚封好的稿件和信投入信筒便转到报刊门市部购买《读者文摘》第九期。当我捧起杂志浏览目录之时，与我拙译相同的《杀人犯》（王先生译）即刻跳入我的眼帘。我像孩子一般的天真，赶忙跑回去，想把刚刚被枪毙的“退稿”要回来。“退稿”之及时足以证明《读者文摘》选登佳作既新又快。不知其他读者有何感想。 　　当天下午，我三番五次，好说歹说，出示所有证件，才把“退稿”索回。泄气之余，我也得到了安慰和鼓励——这篇好文章终于及时地献给了广大读者。 　　此事过去一年多了，但每每回忆起来，我还是那样有勇气有信心，毫不吝啬地把一件件译稿寄给贵刊。也许退稿本身就别有一番意义，因为退稿可激励自己更加刻苦地学习。这也不完全是阿Q精神。我从《在逃杀手》一文翻译中学到了一些新词语，至今难以忘却。其中有一条是safety-maximum prison。我查找了许多词典，才知它是“无人看守监狱”的意思。由此看来，有所失必有所得。那么，退稿又有什么遗憾的呢?现收录此例轶事，以备遗忘，催我奋进，并与那位王先生，其他译友以及广大读者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