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并不厌恶黑奴制度。我并不知道那有什么错。我耳朵里没有听到过责难黑奴制的话；当地的报纸也没有反对过它。当地牧师教导我们说那是上帝认可的，说这是一件神圣的事，要是怀疑者心里有疑惑，只要看一看《圣经》就行了——然后我们高声朗诵一下经文，作为确证。要是黑奴们自己对黑奴制深深厌恶的话，他们就放聪明点，一声也不要吭。在汉尼巴尔，我们很少看到一个黑奴受虐待，至于在农庄上，那就从来没有过。 　　不过，我小的时候有一件小事与此有关，这件事一定对我意义重大，不然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我不会记得这么清楚，如在眼前一样。我们有一个黑奴小孩，是从汉尼巴尔什么人那里雇来的。他是马里兰东海岸那边来的，远道经过半个美洲大陆，远离家人亲友，卖给了人家。他生性活泼，天真烂漫，喜欢吵吵嚷嚷。他整天价唱啊，吹口哨啊，叫啊，疯啊，笑啊——真是疯疯癫癫、吵吵嚷嚷，叫人受不了。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住了，到妈妈那里告了一状，说桑迪整整唱了一个钟头，一刻也不停，我实在受不了了，问她要不要把他关起来。她眼里流出了眼泪，嘴唇颤抖地说了这样的话： 　　“可怜的，他唱，说明他不在想心事，我就宽一点心；可是他要是不开腔，我看他那是在想心事，我就难受。他再也见不到他妈妈了。要是他还能唱，我就怎么也不能阻拦他，只有谢天谢地的份。你要是大一些，就会懂得我讲的。听到这孤苦伶仃的孩子吵吵闹闹的声音会叫你高兴的。” 　　这是平凡的话，用的是平凡的字眼，可是它打进了我的心坎里。从此以后，桑迪的吵闹声再也不使我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