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人物的使命感 　　“如果我们没有把事做好，会让很多新加坡人遭殃。”40岁的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林勋强说。就如同其他新加坡政治家及高级文官一样。林勋强出身清寒，极珍惜新加坡今天的成就，也对新加坡有着极高的休戚与共感。 　　整个新加坡政府有6万多名文官，主要分成4个等级，其中有200多个管理职文官属第一等级，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对于新加坡的未来，他们负有最高的责任。 　　新加坡财政部公共服务署副秘书长陈文发相信，新加坡政府是全世界最诚实的政府。新加坡人民也相信，他们有一个最干净的政府，绝对没有桌下交易。 　　贪─精英的坟墓 　　新加坡对人才的管理是配套的。一方面要吸收精英，要他们有使命感，另一方面又不要贪污。所以新加坡政府给他们高薪。部长月薪高达台币77万元。但对福利规定很清楚，只有总统与总理配有座车与司机，其余部长要自己开车，如需要司机，要由自己的薪水支付。 　　然而不管你再怎么身居高位，一旦犯了错，尤其是贪污罪，不是被免职，就是降级或长年不加薪，直至判刑。 　　1994年年初，新加坡法庭才判定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胜德犯了22项贪污罪，在1993年年底，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结束调查，将案子送到法院开始控诉时，杨胜德就被停止贸易局局长的一切职务。他被判必须在半年之内偿还过去5年所贪污的钱，约达750万元台币，并且要坐牢4年。他是在任内，介入古董买卖，开立不实发票，赚取中间差价。 　　这位49岁的局长，曾对新加坡贸易发展有相当卓越的贡献，是新加坡5个超级公务员之一，所面对的不仅是牢狱之灾，他如锦的前途也毁了。 　　他的殷鉴不远。1986年底，在7年部长任内有卓越贡献的新加坡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曾因一时失足收了建设商人约170万元台币的贿款，当贪污调查局准备移送法办之前，他就自杀了。他人死了，政府仍要收回他的贿款。 　　“新加坡政府对反贪污的立场非常明确。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一犯贪污，立即移送法办。”极少曝光的贪污调查局局长李子益及副局长杨世雄指着一条规定说。 　　只要有人投诉或者主动侦察，反贪局就一律查办，每年他们要调查800件大大小小的案子。小至港务局码头的载货司机，收取两元坡币的小费都要处罚。 　　从小学开始寻找明日之星 　　没有任何天然资源的新加坡，极谨慎地经营唯一的资源─人力。他们尤其重视最顶端的一级公务员的挑选与培训。 　　人才由小学开始甄选起。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四年级起，就通过一个会考，把比较差的10％及比较优秀的学生排选出来。经过中学会考与高中会考，很容易就让成绩最好的学生冒出头来。 　　这些优秀学生的会考资料及课外活动成就，会立即传到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的电脑里。公共服务委员会、新加坡一些半官方机构会主动出击，去找这些学生来接受奖学金的面谈甄选。 　　新加坡政府每年给近300名学生发奖学金，其中最高荣耀是总统奖学金及武装部队奖学金，约有10来名，大多都到牛津、剑桥等名校念书。拿总统奖学金的年轻人会与总统合照，拿武装部队奖学金的着军装佩剑合照，登载在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年报上。 　　照片中20岁上下的小伙子往往是明日政坛之星。新加坡艺术文化部长杨荣文、国家发展部部长林勋强都是拿武装部队奖学金出国念书，又立即回国服务的。 　　此外，不像台湾僵硬的公务员条文，新加坡政府找人的弹性很大。政府部门往往会主动找跨国公司总裁到政府部门工作。譬如找新加坡惠普公司总裁担任新加坡电信局主席等。 　　人才政策─能力主义 　　为什么精英分子要摆在最高的位置？ 　　“让最优秀的人坐在高位，就不用太注意其他细节。”陈文发说，“如果有好的人在上面，第二线的人就没法发挥功效。” 　　与其用“精英主义”，陈文发宁可用“能力主义”来形容新加坡的人才政策。即用人主要看能力与个性，而不看家世背景。新加坡一些高级文官往往家世清寒，如超级公务员——即将担任财政部公共服务署秘书长Ｌim Siong Guam 的父亲是计程车司机。 　　这些有能力的人进政府做事之后，并没有就此埋没在官僚体系中。他们常有机会被送到美国哈佛大学继续念公共行政及决策者课程。 　　放在“玻璃屋”中考察 　　他们也处在一个透明的“玻璃屋”中，被评鉴、被训练，连他们的薪水、财产也是透明的。 　　新加坡政府为所有文官列下4大级，又细分成数十个等级，每个等级的薪水都是公开的。 　　不同的机构也着重不同的人才特质。新加坡民航局人事与公关副司长陈益就相当强调，一个人有没有清晰的头脑，能不能了解同与不同很重要。另外还要有领导的意愿及学习能力。 　　此外，每年公务员也要申报财产。 　　在新加坡，对公务员的试用可长达一两年。新加坡民航局的试用期就长达一年，“宁可找不到人，也不要用错人。”陈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