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姜昆住的第11层楼道里，墙壁上到处都是孩子们划的“姜昆”、“姜昆叔叔”的字迹，这种稚气的崇拜方式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姜昆住着一套一间半的单元，从他家窗户望出去，视野十分开阔，我们的谈话也毫无拘束地展开了。 　　“我从小就爱好文艺，唱歌、乐器、话剧都喜欢，但是真正爱上相声，还是在1974年冬天。”那时，他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个宣传队里。一天，他和几个战友乘火车到佳木斯看了一场相声晚会，其中郝爱民、李文华的演出特别吸引了他。姜昆边听边记，把几段相声都记了下来。当晚，他们蹲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在噼啪作响的火炉旁边，姜昆立下了终身的志愿——说相声。 　　1976年9月，姜昆回到北京，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那时他已经26岁了。为了尽快尽早地闯出自己的路子，他决心“尥着蹦儿干，踢响头几脚”。1977年初，新婚才13天的姜昆就随团到了湖南桃源县深人生活。在那里听到、看到许多动人的事情，譬如一个“三八”女队长为了工作而3次推迟婚期；还有一个姑娘搞水利长时间在隧道里，头发都变白了，出来休息一段又继续进洞……在马季同志手把手的帮助下，他写出了热情歌颂新人新事的相声《迎春花开》。为此，他连春节也没回家，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我的处女作就是我们结合后的第一个生命。” 　　随后他又写了《喜事》、《红色园丁》等以歌颂新人新事为主题的相声，然而他并不满足。一天，在照相馆里，照相师向他谈起了十年动乱中在照相馆里发生的种种可笑的事，这像一颗火星点燃了他思想的火花，也使他想起了自己的遭遇。文化革命中，他和弟弟去收购站卖兔子。每个卖废品的人都要接受审查。“什么出身？”“工人。”“红五类，收！”“什么出身？”“地主。”“混蛋，不收。”“什么出身？”问到姜昆了。“我爸是老师。”他弟弟答道。“半拉混蛋，收。”…… 　　“时过境迁，回首往事，当时是怎样一种盲目状态啊！这些都激发了我创作《如此照相》的灵感，我要鞭挞这些极左的东西。”《如此照相》的演出，引起了极大反响，这是姜昆在事业上迈出的很关键的一步。 　　为了开拓更广阔的题材，姜昆于1978年10月随团来到新疆，正巧赶上了盛大的“库尔班节”庆祝活动，他参加了少数民族的婚礼和“阿肯弹唱会”。阿肯，是哈萨克族“歌手”之意。歌手们云集一堂，唱起了“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等许多50年代的歌子。当他们欢迎北京客人祝辞时，姜昆站起来说：“我听说歌声是哈萨克族人民的翅膀，我希望听到你们歌颂丰富的生活，歌唱美好的爱情……”说到这里，姜昆发现许多老歌手的脸上都焕发出了青春。“行吗？让唱吗？”“让唱！”在浓浓的莫合烟雾中，四五对阿肯唱起了情歌。那次，姜昆一下就搜集了一大本民歌。后来，他以此为素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诗、歌与爱情》。 　　4年多来，姜昆的路子越走越宽，他创作并演出的40多段相声全部是现实题材，触及了广泛的社会问题，受到观众的热情赞扬。 　　姜昆并不满足：“观众对艺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能用低级庸俗的东西去迎合少数人。坚持高格调，突出个性，仍是我们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