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十七岁那年参加广州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当时主持会试的主座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李端 ，他对梁启超的才华极为赞赏，当即请副座王仁堪作媒，将堂妹李惠仙与梁启超订了婚。 　　李惠仙是京兆公李朝仪的女儿，正所谓大家闺秀。梁启超次年京师会试落第，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但李惠仙甘愿下嫁穷书生，在北京完婚，几个月后便随梁启超回到了熊子乡。当时梁家生活贫寒，结婚的新房还是从同族人临时借的，但这位出身高贵的新夫人毫无怨言，操持家务，敬养老人，与梁启超相敬如宾，感情非常融洽。 　　1898年6月，光绪下诏变法，梁启超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不到百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梁启超和康有为逃往日本。李惠仙扶老携幼避居澳门。梁启超在日本，读书写作十分繁忙，但一封封家书不断，与同经忧患的妻子对话，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情谊。他还将一张身穿和服的照片寄给妻子，信中说：“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贻此相对，无殊面见矣。” 　　次年年底，梁启超把家眷接到日本，随后便应康有为之召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当时他才二十八岁，却已是驰名世界的维新人物和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到檀岛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一位何姓华侨举行的宴会上，梁启超即席演讲，因激请了美国不少知名人士，便由这位华侨的女儿何惠珍担任翻译。讲演者慷慨激昂，翻译者流利准确，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何小姐正当妙龄，风度翩翩，慨然有丈夫气。她非常钦佩梁启超的才华，席散后便表示了纯真的爱慕之情：“我万分敬爱先生，但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等到来生。但望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了。” 　　梁启超惘然不知所措，很快便到外部讲演去了。由于缺少翻译，常给活动带来很大困难，不由得便想起何惠珍来。这时清政府以十万两银子捉拿梁启超，当地一家英文报纸也对他进行攻击，梁启超虽然长于论战，不会英文有话难言。但这时，忽有数篇同一署名文章起而驳之，梁启超不知作者何人。待回到檀岛后才知是何小姐所为，心里不由得暗暗敬佩。几位要好的朋友，都希望他与何小姐结合，认为这样梁既有了翻译，还有了英文老师。梁启超说我对何小姐为人非常钦佩，有机会要面致谢意。但我与谭嗣同在中国创立了第一个一夫一妻世界会，违背这个道义对不起死去的先烈。况且我流亡在外，头颅即值十万，随时有生命危险，一个结发妻子尚且离多合少，哪能再连累人家。不久何惠珍的老师又宴请梁启超。席间何小姐尽情畅谈，从中国的女学，说到妇女解放，从儿童的智力，谈到造切音新字的想法，滔滔不绝几乎使梁启超难以应付。他完全忘记了坐在自己面前的是位年轻女子。 　　晚上回到寓所，梁启超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他是一个心地坦诚的人，便提笔给在日本的妻子写信。信上谈了与何小姐相识的经过后说：“近年以来，风云气多，儿女情长，然见其事，闻其言，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不知何故也……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起提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梁夫人收到信后，便想禀告公公成就此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三妻六妾者比比皆是。但梁启超以自己的理智战胜了情感，他将小像赠与何小姐，表示自己女儿长大条件允许，一定让她来教导。何惠珍回赠一把亲手织成的小扇，作为深情的留念。梁启超舍不得用，寄回家去请夫人代为珍藏，同时在信中表示，我靠惠仙的帮助学会了官话，在全国讲演，也很想得惠珍的帮助，驰骋于世界，但理智、人情、现实的条件都万万不能。为什么呢？以后梁启超有《纪事诗二十四首》，记录了生命海洋里掀起的这次独有的浪花，这样写道： 　　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 　　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 　　感情上的创伤未尝不含有痛苦，但与民族存亡，国家危难相比，毕竟是小事，所以最后跃然纸上的已是忧国忧民之情！ 　　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大地入蒿莱； 　　何心更做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生活里，李惠仙治理家务，井井有条，使梁启超以全部精力投注治学著述，取得丰硕的成果。1924年9月夫人逝世，他悲痛万分，涕泪纵横，步行好几里从回回营到宣武门外回灵。不久在《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中，他这样表达了夫人逝世后的心情：“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这也嗒然气尽了。” 　　为纪念他的夫人，梁启超做了一篇饱含悲痛之情的《祭梁夫人文》：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将扶之；我有疑事，君摧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喑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双影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