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十五年前的一个早春——这天，惨白的阳光照着刚吐绿芽的树枝。年轻的我作为一名专门采访治安消息的记者，正驱车驶向一处我不愿看见的地方去。警方广播报告说：一名男子在家中的车道上倒车时意外地撞倒了小孙女，导致了一桩死亡事故。 　　我把车停在警车和电视采访车之间，立刻看见一个身穿棉工作服的壮实的白发男子正站在一辆小型运货车旁。几只照相机对准着他，记者们把话筒伸到了他的面前。这位老人看来完全处于迷惑之中，正竭力回答记者的提问。他几乎只是在抖动嘴唇、眨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一会，记者们放过了那位老人，跟随警察拥进了一间小白屋。在我想象中仍能见到那位倍受精神折磨的老人正俯首注视着车道上曾站着孩子的那块地方。屋旁是一个刚培土的花台，不远处有一堆黑油油的沃土。 　　“我当时只想到那儿去撒那些肥土，”老人对我说着，尽管我并没有向他提问什么，“我甚至不晓得她在门外。”他伸手指着花台，尔后又让手垂回腰际，重又陷入了思虑之中。而我正如一个合格的记者那样踱进屋去看有谁能够提供那蹒跚学步的孩子的近照。 　　几分钟后，我速写本上记满了全部细节，口袋中插着一张那天真无邪的女孩在照相馆拍的3×5寸的像片，又朝警察说的放尸体的厨房走去。 　　我随身背着照相机，是那种又大又笨的“斯比·古劳”牌的。这当时就象征着新闻记者的身份。主人们、警察、记者和摄影师——所有人都已退回屋外去了。我跨进厨房来到现场。 　　从拉着带绉边窗帘的窗口透出的阳光照出，在一张塑面桌上躺着一个包在洁白被单中的纤小的身躯。那位祖父不知怎的总想避开众人，他正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侧对着我，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出现，只是难以名状地死死盯着裹住的尸体看。 　　屋里非常宁静，时钟在嗒嗒地走动。我看到，那老祖父慢慢向前倾下身躯，曲起双臂犹如括号一般围住了小身形的头与足。然后他把头抵在裹尸单上，久久地动也不动。 　　在这寂然无声的时刻，我预感到将会产生一张有获奖希望的新闻照片。我测定着光线，调好光圈和距离。在闪光灯上安好灯泡，举起照相机，从取景框中构成画面。 　　画面中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堪称完美无缺：身着朴素工作服的祖父；背衬着阳光的白发；包在被单中那孩子的小身形；窗边墙头上黑色铁支架和“世界博览会纪念盘”所烘托出的这间陋屋中的气氛。外面，可以看见警察正在检查运货车那致命的后轮，而孩子的父母亲则依在相互的臂膀上。 　　我不知道在那儿站了多久，仍不能按下快门。我强烈地意识到即将摄成的照片必定具有惊人的新闻效果和价值。我那职业责任感催促我将它摄下来。但我无法让手点燃闪光灯，那无疑会打扰可怜老人那痛苦的内心世界。 　　我最后放下了照相机，悄悄地退出了屋子。我万分震惊地对自己是否适应新闻职业产生了怀疑。当然，对于这次失去获得新闻照片佳作机会之事，我没有告诉城里的编辑和同行们。 　　每天在新闻广播或报纸上我都能看到处于极度痛苦和失望中的人们。人类的苦难已经成为一项可供观赏的运动了。当我有时在看新闻电影时，就不免想起那么一天。 　　对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我至今不悔。